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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然而,这一规定仍然公布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英方用禁止恐怖分子利用公共租界作为活动基地的办法,来抚慰日本人。租界上的《密勒氏评论报》严厉地指出工部局显然是出自急于安抚好战的日本军队的动机,才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行动,专断地任命宪兵充当最髙法院院长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时,将拥有武器这样一种不重的罪变成了可以处死的罪行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天,7月20日,侦缉股的侦探们将年轻的姜海东带到外白渡桥(即花园桥,),把他交给了日本宪兵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一消息泄露出来后,立即导致舆论哗然。中外各界纷纷指责,通过这一不成熟的步骤,外国的“城市之父”们,实际上已答应与侵略军合作,以搜捕中国的爱国者以及反抗对其祖国进行蹂蹒的组织……

        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人,不赞成不经公开审判,就将囚徒引渡给日本刽子手。工部局将中国青年引渡给日本军队的行为,恐怕是1927年国民革命以来,最能激发布尔什维克情感的事件了。

        《汉口先驱报》社论严厉地抨击上海工部局道“即使在非常时期,将罪犯司法权交给日本人也是不合法的。”然而,尽管1938年7月28日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正式抗议书,认为引渡姜海东一事违背了上海临时法院协定。但是,工部局警务处继续将恐怖分子嫌疑犯带过外白渡桥,送入日本界内的宪兵手中。

        舆论虽然宣传的沸沸扬扬,只是姜海东被逮捕一事,并未对7月7日炸弹事件之后重组的徐恩佐他们的暗杀活动产生明显的影响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时,17岁的陈开光将其弟弟陈开元引荐给了这一组织。赵良把哥俩安置在白尔路276号他自己的寓所内。当团伙中具有特务队背景的经验老到的成员忙于在7月21日暗杀范耆生时,这两个广东青年正准备袭击郑月波,这个63岁的中国老人,在数年前变成了日本的臣民。

        7月16日,赵光义告诉徐恩佐,郑月波乃是一个汉奸,并提供了有关郑月波行踪的情报。然后,周守刚给了陈开光一份对于暗杀对象的书面描述以及侦查指令。

        三昼夜之后,陈开光奉命赴公园向徐恩佐汇报。他们在8点钟左右会面于公园的西南角。徐恩佐告诉陈开光他们兄弟俩,已被“挑选”出来暗杀郑月波,并将从亚美钟表店带来的两颗手榴弹交给了他。陈开光带着手榴弹回到了白尔路的寓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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