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此，我感觉我泄露了世界上最大的秘密。但这两个学生并不能理解，而是满脸疑惑的离开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两个人都是对的。我不能给他们讲得再清楚了，我不是他们的老师没有这个义务，当然，我更加怕以讲清楚的名义另几个字反复套用让他们更疑惑。我的本心使我不能说胖小孩是错的，尽管我更希望他们相信自己的老师是对的。因为慢慢地我发现自己身边的朋友，从小保持质疑的以后可能会混得更好，但从小听老师话的势必过得更加舒服。当然，我不希望让他们去赌那几分渺茫的希望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无意去讽刺或批判甚至否定当前教育，我从小接受的就是当前的中国式教育，否定这些，相当于否定自己，大多数人都是中国教育的产物。更何况这些问题也不是我能解决的，建议也不知从何说起，我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，让别人发现问题。中国有无数的学者，都渴望立言，尽管他们对立行、立德向来不屑一顾。他们有许多犀利无比的观点，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，并不再缺我的一两个拙见，我立好自己的定位做个观察者，相信教育所存在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我也希望那些无数学者中搬弄别人观点的学者不要只在字面上做个“学者”老生常谈，拿出点真本事，中国教育靠的不仅是老师或是国家政策。

        无论是教育还是什么，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都必须要改革的。荣幸的是我上的高中成了学者的试验田，从传统的老师讲课传授知识变成以人为本，由学生课堂上自由讨论有问题再提问，一节课有大半节课男同学在私底下讨论今天NBA哪个球星会拿下多少分，女同学则讨论男同学，尽管我们很喜欢这样轻松的课，但不幸的是，这个试验田失败了，我的高考成绩就是这个试验田的产物之一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试验田也有成功的一面，成就了班里不少纯洁友谊成情侣，也成就了老实巴交的男孩子，吹起牛来一点也不含糊。其实也有好的一面，至于为什么说它失败了，原因就是成绩是验证教育的唯一标准。当某件东西定下唯一的标准，就注定会有无数产品是不合格的。出现了那么多不合格的产品流通到市面上，也就脱逃不了“失败”的标签。说到这里，使我想起王大头和董受殷的一个对话。董受殷说，中国的教育是成功的，它至少让我有学可上，如果没有后面的九年义务教育，我可能初中都上不了。王大头说，成功的是国家政策，而不是中国教育。如果你没有搞懂中国教育是什么，你不要谈论这个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此时，一阵秋风从我们头顶上刮过，无数枯黄的树叶飘落到操场的水泥地上，办公室里的老师见到这一幕，立即组织学生们过来打扫。学生们拿着扫把、垃圾斗一股脑冲到操场，场面极其壮观，令人震撼。在同学们乐在其中的建设美丽校园的时候，他们并不知道，老师们在提心吊胆地等待上级领导前来验收工作成果。

        卫斯理说:“如果有个摄像机对着，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演员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燕南飞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们身边说:“没办法，头顶上有导演，导演头顶上还有投资人。总之一句话，戏如人生，身不由己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卫斯理回过头说:“我现在看到这些桉树就感到特别亲切，我小学也种过一棵桉树在我们校园里，等我离开小学，那棵树已经准备可以砍第二次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燕南飞说:“桉树是经济作物啊，学校有没有分你一点钱？有吧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卫斯理说:“校长说第一次砍桉树拿来做教育经费，第二次砍用来做六一儿童节的经费给学生买礼物，我毕业后那年冬天就刚好砍第二次，不过我有个同学留级两年也没吃到儿童节的一颗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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